c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9] 由此可知，在四中全会报告中，严格执法指的是行政执法，而公安机关的刑事执法其实是包含在公正司法中。[19] 习近平：《十八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17页。
[40]习总书记还专门指出，执法信息要向媒体公开，政法机关要自觉接受媒体监督，以正确方式及时告知公众执法司法工作情况，有针对性地加强舆论引导。在《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花了较大篇幅说明违背严格执法的表现形式：有的政法机关和干警执法随意性大，粗放执法、变通执法、越权执法比较突出，要么有案不立、有罪不究，要么违规立案、越权管辖。法是他律，德是自律，需要二者并用。三是要提高全面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42] 习近平：《十八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20、721页。
如果不信仰法治，没有坚守法治的定力，面对权势、金钱、人情、关系，是抵不住诱惑、抗不住干扰的。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10] 该法第26条规定：国家建立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及时处理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其投资者反映的问题，协调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2]笔者的基本意见是：此项制度的创设是研究者和立法者在经过调研后思考、权衡利弊所作出的制度选择。这也是一些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地方及我国台湾地区诉愿制度实践中的经验。可见此条规定已给予国务院充分授权，可惜此项制度长期处于半休眠状态。
因为调解协议的达成实际上是相互妥协的结果，而任何的妥协都需要以对权益的自主处分为基础，没有自主处分就没有妥协，也就谈不上调解。许多人对此绝对否定的观点并不认同，反而倾向于认为因裁量性行政行为而致的纠纷可以适用调解。
对此，有必要先简要回顾一下此项制度演变过程及有关争议。各职位类别的适用范围由国家另行规定。笔者建议，这次修法对于行政复议场地的科学化、便民化和温情化以及其规范化和现代化建设，应当增设条款予以更多重视，做出软硬件有效衔接的合理制度安排。期盼改造后的行政投诉（协调）制度、行政信访制度与行政复议制度、行政诉讼制度能够各有特长、各有功用、协调并存，理当分工配合、各尽其功、各得其所。
在本拟同步进行的《行政复议法》修订工作意外滞后的情况下，利用《行政诉讼法》修订机会所做此项制度创新，可以算是面对长期遗存难题先行作出的关涉行政复议法制的供给侧改革，实施过程中有一些思想认识偏差和制度运行偏误是难免的，特别是一些后续跟进配套制度不甚符合立法原意而难免放大负面效应、增加应诉成本，更需要透过修改《行政复议法》加以完善，简便妥适根本的举措可能是设置独立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并承担基本的行政复议职能。笔者认为，鉴于司法行政机关（含原政府法制系统）负责推动的行政复议法制工作，在现有法律规范和制度基础上，在行政隶属关系和行政协作关系基础上，已大致形成初步完整的行政复议制度体系，如能通过这次修法增加更加统一规范、适合国情的行政复议指导案例制度及其运用机制，使得行政复议指导案例可以依法准确适用、经常运用、积极活用，其实质乃是行政条理法特别是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运用机制得以更积极、显著地发挥作用，则行政复议制度功用可以大大增加。当然，如果复议机关为了不当被告，毫无原则地完全满足复议申请人的一切诉求，这也会损害法治权威和公共利益，因此，也要防治此种潜在的弊端。因为按照原《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则不当被告，决定改变则当被告。
相比之下，复议法并无这样的审理依据规定然而这并非将提高公众接受度视为补偿制度作用的理由。
照此，如果立法者仅规定征收的主体和程序，而未同时规定补偿的主体和标准，那么立法者对征收的规定则不符合宪法。[2]Thorsten Kingreen/Ralf Poscher, GrundrechteStaatsrecht II, Heidelberg 2016, Rn.997. [3]Ulrich Scheuner, Die Garantie des Eigentums in der Geschichte der Grund-und Freiheitsrechte, in: ders., Staats the orieund Staatsrecht, 1978, S.775. [4]关于美国的情形可参见肖泽晟：《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与征收的界限》，《公法研究》第九辑，2011年。
参见姜昕：《比例原则释义学结构构建及反思》，《法律科学》2008年第5期。面对违宪的征收行为，财产权主体应当积极防御，宪法不允许其以换取金钱为目的接受违宪的征收。[11]以联邦宪法法院的订阅本义务判决为例：课以向各大图书馆交付若干新书赠阅本的义务并不构成征收，因为义务主体可以任选若干本样刊交付，并未被强制交付特定的财产。照此，只有在市场不存在或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即无法评估和测算市场交易价格的情形中，才可以例外地通过法益权衡的方式确定补偿额度。[13]如果法律对私有财产权内涵和边界做出确定不属于征收，那么执行这类法律自然也不可能构成征收。有学者认为补偿制度可以提高财产权主体对征收行为的接受度。
注释: [1]Vgl. BVerfGE 58, 300(336)。与此相应，联邦宪法法院在此后也认为强度理论不利于法律安定性，应当使社会义务和征收的区别在形式上即可以被清晰界定，从而避免在具体个案中彼此之间存在相互转化和过渡的可能。
[26]但正如上文所述，对私有财产权主体相应自由的限制，宪法并未确立补偿制度，补偿仅可以弥补其财产价值方面的损失，因此基于公正性考虑，理应按照市场交易价格对私有财产权主体给予补偿。然而如果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构成现代意义上的征收，则应给予补偿。
而对那些具备宪法正当性的征收，国家可以实施，但必须给予补偿。表面看来，该说似乎终结了社会义务与征收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的理论难题，然而在仔细思考后不难发现，既然征收以外的限制私有财产权的全部行为均应落入对内涵和边界的确定，那么后者不仅涵盖对私有财产权主体权利和义务规定的所有法律规范，而且还应包括在个案中对这类规范的执行。
[28] 四、社会义务引发的调和 (一)调和制度的作用和宪法依据 在具有宪法正当性的情况下，国家可以对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征收，而征收则必然引发补偿。[26]BVerfGE 24, 367, 421; BGHZ 57, 359(368). [27]Judith Froese, Entschaedigung und Ausgleich, in: Otto Depenheuer/ForoudShirvani (Hrsg.), Die Enteignung-Historische, vergleichende, dogmatische und politische Perspektiven auf einRechtsinstitut, Berlin 2018, S.260. [28]Hans -Juergen Papier, in: Theodor Maunz/Guenter Duerig (Hrsg.), Grundgesetz-Kommentar, Art.14, Muenchen 2009, Rn.607ff. [29]Thorsten Kingreen/Ralf Poscher, GrundrechteStaat- srecht II, Heidelberg 2016, Rn.1018. [30]BVerfG, Beschlussvom 14.7.1981. [31]BVerfGE 58, 137ff. [32]Judith Froese, Entschaedigung und Ausgleich, in: Otto Depenheuer/Foroud Shirvani(Hrsg.), Die Enteignung-Historische, vergleichende, dogmatische und politische Perspektiven auf ein Rechtsinstitut, Berlin 2018, S.269; Thorsten Kingreen/Ralf Poscher, Grundrechte Staatsrecht II, Heidelberg 2016, Rn.1048. [33]Jan Wilhelm, Zum Enteignungsbegriff des Bundesver- fassungsgerichts, JZ 2000, 905(909ff.). [34]Vgl. Joachim Lege, DieausgleichspflichtigeInhalts- und Schrankenbestimmung: EnteignungzweiterKlasse? in:Otto Depenheuer/ForoudShirvani (Hrsg.), Die Enteignung-Historische, vergleichende, dogmatische und politischePerspektiven auf einRechtsinstitut, Berlin 2018, S.228. [35]BVerfGE 14, 188(294). [36]BVerwGE 94, 1(13). [37]BVerfGE 100, 226(245). [38]Otto Depenheuer, in: Hermann von Mangoldt/Friedrich Klein/Christian Starck, KommentarzumGrundgesetz, Band I, 6Aufl. Muenchen 2010, Art.14, Rn.87. [39]不同观点参见BVerfGE 100, 226(245)。此前主流观点认为对内容的界定属于保护范围的形成，不构成对财产权的限制。在此，对期待可能性的判断同样仅应考虑基本权利主体自身的情况，而不再要求法益权衡，[19]其属于法益权衡之外的一个独立步骤，被视为比例原则中尊重人权和维持个案公正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
对这两个独特之处进行阐述恰是分析本文所要讨论问题的前提。依据该理论，如果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并不具有普遍性，而是导致某一个人或团体的私有财产权较之于其他个人或团体而言格外受到损害，即这一损害不仅使其成为公共利益的牺牲者，而且属于不具备期待可能性的特别牺牲者时，那么这一限制行为则构成征收，进而应给予补偿，以使这一个案中的不公平得以弥补。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个案中会越来越多地产生立法者无法预料的偶然后果。私有财产履行社会义务的典型事例是基于环境保护、文物保护等目的对土地使用权的限制。
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在公民个人创造力的基础之上，法律完善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可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17]若财产本身所发挥的功能主要满足个人所需和个人自由的施展，则立法者对财产权内涵和边界的界定权较为受限。
然而联邦宪法法院并未认为特别牺牲说可以避免二者之间的过渡性，进而直接采用该说，而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在赠阅本义务(Pflich- texemplar)判决[8]和湿砂石(Nassauskiesung)[9]裁决中发展出来了分割说(Trennungslehre)。此外，联邦宪法法院在个别判决中还采用另一标准来区分社会义务和征收，即审查财产更多体现出与财产权主体个人的关联还是更多体现出与社会的关联。补偿制度的初衷绝对不是使违宪的征收合宪化，[22]在审查征收对私有财产权限制的正当性时，不得将补偿因素加入法益权衡。具体到个案中的补偿额度，法律可以给行政主体留出裁量空间。
与此相应，立法者对调和制度的规定不具备预算警示作用。更何况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同样属于公共利益，如果这一公共利益也被纳入权衡，那么公权力将总能以减轻财政负担为由降低补偿标准，私有财产权的价值保障功能将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较之于其他基本权利，私有财产权的内涵和外延可能会相对频繁地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如果立法者不享有足够的形成和界定空间，诸多必要的改革可能会受到阻碍。[7]与此不同，财产权的社会义务原则上并不伴随着补偿。
然而不得忽视的是，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那一刻往往无法判断对财产权限制的强度，限制强度通常在个案执行时才可以被确定。依据该说，征收是指为完成特定公共任务，具有目的性的全部或部分剥夺被财产权条款所保护的具体的主观的法律地位的法律行为。
